https://dev.gcdfl.org/tags/%E6%95%99%E7%9A%87/Recent content in 教皇 on 光从东方来Hugo -- gohugo.ioen-us, zh-CNFri, 04 Aug 2023 21:32:43 +0000https://dev.gcdfl.org/2023/08/04/%E5%AD%99%E6%B3%BD%E6%B1%90%E5%8D%9A%E5%A3%AB%EF%BC%9A%E4%B8%AD%E4%B8%96%E7%BA%AA%E7%9A%84%E5%9F%BA%E7%9D%A3%E6%95%99%E7%8E%8B%E5%9B%BD%E9%9F%B3%E9%A2%91%EF%BC%89/Fri, 04 Aug 2023 21:32:43 +0000https://dev.gcdfl.org/2023/08/04/%E5%AD%99%E6%B3%BD%E6%B1%90%E5%8D%9A%E5%A3%AB%EF%BC%9A%E4%B8%AD%E4%B8%96%E7%BA%AA%E7%9A%84%E5%9F%BA%E7%9D%A3%E6%95%99%E7%8E%8B%E5%9B%BD%E9%9F%B3%E9%A2%91%EF%BC%89/按：此是孙泽汐博士政教关系系列第三讲：中世纪的基督教王国，其中第一讲和第二讲，请点击，一、二。本讲从教皇和帝王的角度展现了政权与教权之间的张力，非常精彩。 注：本文讲稿和问答环节由Sila弟兄按照孙博士普通话整理而成，感谢Sila辛苦整理。我们也相信整理出来的讲稿和问答环节能更广泛地服务到读者。读者须知，此讲稿问答已经孙博士修订。 版权声明：若要转载或引用此文，请用以下格式：孙泽汐《中世纪的基督教王国讲稿问答》，Sila编辑整理，孙泽汐博士修订（伦敦：光从东方来，2023年8月4日网上讲座），附上网页+引用日期。 若要引用本文，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和网盘下载，请见主页 应讲员要求，本讲座无视频内容，但提供录音和讲稿问答 正文 导言 回顾过去，我曾有过两场讲座：在第一场讲座中，我与大家探讨了早期教会在罗马帝国的生存和发展历程，以及教会与帝国之间的复杂张力；第二场讲座则围绕着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引发的重大变革，以及随之而来对皇权和政权的深远影响。今天的讲座，我希望能引领大家了解君士坦丁皈依之后的中世纪历史，以及这一事件对整个欧洲的长远影响。 本次讲座将通过三个关键事件，向大家介绍“Western Christendom”这一历史概念[^1]。“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是一个极具意义的现象，它代表了在欧洲兴起的西方拉丁基督教王国。我们将探讨这一王国的形成过程，以及其中教会、社会和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今天，我将通过以下三个案例来解析这些问题： 以查理曼大帝统治下的法兰克王国为例，探讨中世纪西欧国家的政教关系； 分析“叙任权争夺”（investiture controversy），即关于“谁有权设立主教”的争议，展现政权与教权之间的紧张关系； 以文艺复兴后、宗教改革前的历史时期为背景，从罗马教宗的角度审视教会，探讨教宗权力过大、介入世俗事务时可能产生的影响。 基督教王国初具雏形 在上一次讲座中，我们探讨了四到五世纪的地中海世界。自那时起，我们注意到一个显著的趋势：西欧的拉丁语世界开始从地中海沿岸——当时的文明中心——向西、向北扩散先进文化。在当时的欧洲，法兰克人成为了最重要的参与者，他们的地盘基本涵盖了现今法国的大部分和德国西部。回溯到罗马帝国早期，这些区域对应的是高卢行省，该地区早已深受罗马文化的影响。因此，早期的法兰克统治者能够轻松建立起一套高效且持久的行政制度。 在六世纪左右，一位名叫克洛维（Clovis I）的法兰克国王，首先接受了西方的罗马公教1。两百多年后，到了七世纪末和八世纪初，法兰克国王的权力开始下移——那时，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已经不再是国王，而是所谓的“Mayor of the Palace”（宫相、宫廷总管），这一职位在中国古代史中类似于丞相，就像是架空了汉献帝的曹操一般。当宫相掌握了人事权，甚至可以代替国王分封土地时，国王的影响力也就日渐衰减了。 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亦称“铁锤马特”，以他在733年一场关键战役中成功阻挡穆斯林大军北上进犯欧洲而闻名。若非他的勇敢抵抗，西欧可能早已成为伊斯兰帝国的一部分。查理·马特的儿子和继承者——矮子丕平（Pippin the Short）渴望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为此，与当时的教宗保持良好关系显得尤为关键。凭借教宗的支持，丕平得以团结其下的贵族，使他们拥立自己成为真正的国王。同时，他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部分土地直接划归教宗管辖，这一行为被称作“丕平献土”（donation of Pippin）。这一历史事件不仅创造了“教宗国”（papal state），即直接归教宗统治的土地，而且在封建时期的西欧地区创造了一个类似小邦国的存在，直至19世纪意大利统一和墨索里尼时期，教宗国才正式废除。因此，“丕平献土”在西欧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西欧不仅见证了国王的崛起，还有一个帝王的兴起——查理曼(Charlemagne)，也称为“查理大帝”。他在位初期主要从事东征西讨，其中一大战绩是征服了今德意志北部的萨克逊人。与此相关的一个重大宗教事件是，他用武力迫使萨克逊人皈依基督教。这种通过战争传播信仰的做法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虽然过去也曾有过自上而下的“基督教化”，例如一个部落或国家的首脑皈依后，其臣民随之皈依，但查理曼通过武力强迫被征服者受洗的做法却是首次。他的这种行为甚至遭到了其宫廷中官员的批评。当时，查理曼的一位重要大臣奥库恩(Alcuin)，既是学者也是神职人员2，直接指出强迫受洗并不能令人心生对基督的信仰。他建议皇帝多派遣敬虔的传教士，而非催收十一税的税吏。 查理曼的征服不仅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更在地理和文化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查理曼的统治之下，”欧洲”这一概念首次显现。回顾历史，我们知道，在查理曼出现之前，欧洲最强大的力量是罗马帝国及其后继国家东罗马帝国，而欧洲文明的中心主要集中在地中海沿岸地区。但查理曼的崛起，实际上标志着欧洲变成了一个融合了拉丁文化（地中海沿岸）和德意志文化（日耳曼人聚居区）的区域。因此，查理曼不仅是欧洲的统治者，更在文化意义上成为了欧洲的“父亲”，他的统治还塑造了一个与东罗马帝国截然不同的宗教文化特色3。例如，西方教会不采用拜占庭式的圣像（icon），他们的《尼西亚信经》版本也与东方教会有所不同4。在西方，查理曼创造了一种新的传统：统治者的权力既来自皇帝，也得到教宗的认可和支持。 查理曼时期的欧洲处于一种独特的地理和文化态势。观察这张地图，我们可以看到绿色区域覆盖了整个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北非，这些地区当时处于伊斯兰帝国的统治之下，这个版图一直延伸到东部。黄色区域代表了罗马帝国分裂后残存的拜占庭帝国。而蓝色区域，则是查理曼大帝征服的疆域，基本包含了现今的法国、德国大部分地区，以及北部低地国家和东欧的部分地区。除了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爱尔兰等国外，查理曼帝国的版图几乎奠定了现代欧洲的基本轮廓。此外，查理曼帝国的出现，也标志着西方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的正式成型。 关于查理曼，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在公元800年左右的圣诞节，查理曼虔诚地前往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参加弥撒。在他跪下时，教宗利奥(Leo III) 将一顶皇冠戴在他的头上，众人大喊：“Mighty and peaceable，Emperor of the Romans”（伟大而和平的罗马人的皇帝）。这一行为在西方象征着尊荣，但对于东方的拜占庭而言，则是一种冒犯。按照罗马帝国的传统，世界上只应有一个神、一个基督、一个信仰、一个教会和一个皇帝，但西方突然出现了另一个皇帝。 在查理曼的统治下，他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例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字母写法就是改革的产物。早期的福音书草稿和残片上的文字只有大写字母，没有任何标点和空格。但查理曼推行的教育改革中，采用了区分大小写、加上空格和一定标点符号的书写方式，这与我们现代的书写方式非常相似。 最重要的是，我们讨论的“基督教王国”概念其实很复杂。简而言之，在基督教王国之下的社会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而发展的。这种信仰不仅影响日常生活，如信徒参与教堂的礼拜，也深远地影响了文化的发展，如书写方式和艺术主题；同时，宗教信仰还影响到政府的结构，例如统治者的权威（合法性）来源。这表明，宗教信仰是一个全面的、有机的、多元化的体系。而基督教王国具有以下特点： 地理位置上，它位于西方、欧洲； 语言上，通用拉丁语； 时间上，处于中世纪时期。 最后，给大家展示的是查理曼大帝在阿肯（Aachen,位于法国和德国交界处）的教堂，他的座位正位于天上众圣徒和地上他的臣民之间。这反映了查理曼对自己地位的看法：他可能认为自己是天地之间的一个中保。 在教堂的右侧是查理曼大帝的御座。据说拿破仑在占领这个城市后，出于对查理曼的尊重，他并没有坐上这个宝座。 教会改革和叙任权斗争 大约经过两百年，欧洲中世纪历史浮现出一个关键线索——教会改革和叙任权斗争。对当时的教会而言，改革成了最为关键的议题。这次改革发生在我们熟知的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之前，其必要性也非常明显。在中世纪，欧洲教会深入参与了众多世俗领域，拥有了巨大的权力。我们之前提到的“基督教王国”概念，凸显了教会在王国中的重要地位，这也引发了政权和教权之间的张力甚至冲突。 首先，我们来看改革的主要内容。当时的改革途径有几种。一种是由修道院修士提出的，以克吕尼(Cluny)和熙笃会(Cistercians)为代表。另一种途径是从教会的内部法律入手，通过修改法规和立法来实现改革。还有一种重要的方式是，由具有改革意识的教宗亲自推动改革。 改革主要针对两个问题： 买卖圣职（simony）。在许多情况下，教会的一些职位，如主教、司祭，可以通过金钱交易获得。 神职人员（clergy）是否应守独身。尽管西方教会早已形成这一惯例，但在改革之前它并非明文规定。加入修道院的人必须守独身，但很多神职人员并未遵循这一规则，因为缺乏正式的法律约束。 以上两个问题成为当时诸多改革行动的焦点。 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VII）是一位具有重大改革意图的教宗。他出身寒微，最初以一个修士的身份进入公众视野，因此他的真实出生地和本名鲜为人知。他因其出众的能力和虔诚的信仰，被选为教宗的助手，并在抵达罗马后协助教宗发起了一系列改革。当他自己成为教宗后，他继续推行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改革措施，特别是针对神职人员的独身问题和买卖圣职现象。 格里高利坚持推进改革的原因在于，这两个问题背后的现象对教会造成了长期且深远的负面影响。圣职买卖意味着教会的高低职位可能被权贵和富商所控制，而神职人员如果可以结婚，则可能导致教会职位世袭5。这两种现象使教会圣职被社会上层所垄断和世袭，严重阻碍了教会吸纳和提拔人才的能力。 在中世纪欧洲的封建社会中，教会圣职的升迁是为数不多的社会流动途径之一。如果放任买卖圣职和神职人员结婚的现象，无论对社会还是教会本身，都将导致活力的丧失，变得死气沉沉。然而，改革这两方面将面临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当同时处理这两个问题时。许多低阶教士对贵族主教买卖圣职的行为感到不满，他们反对买卖圣职。但同时，他们又不愿放弃自己的家庭生活。因此，同时推进这两项改革意味着同时触怒高阶和低阶的神职人员。 格里高利七世的改革在英国相对顺利，但在神圣罗马帝国6遇到了重大阻力，主要来自当时的皇帝亨利四世。我们所说的“叙任权斗争”（Investiture Controversy）实际上是关于皇帝和教宗之间的权力争夺：谁有权任命主教。亨利四世最初罢黜了他境内的主教，并自行任命新的主教，这显然是未经教宗批准的。教宗随后要求亨利前往罗马忏悔。亨利的回应是派遣一支小规模雇佣军试图绑架教宗，但最终未能成功。 在此，我们看到了中世纪历史上常见的皇帝与教宗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的典型情形是，皇帝试图罢黜教宗，而教宗则想要将皇帝开除教籍。在当时，被开除教籍是极其严重的处罚，因为失去了基督徒和教会成员的身份，相应地也就失去了作为皇帝的资格。例如，当教宗将亨利四世开除教籍时，实际上是告诉亨利的贵族们，他们不再需要对皇帝效忠7。这种做法往往会引发王国内部的叛乱，正如历史所记载的。因此，亨利四世在1077年不得不前往卡诺莎(Canosa)城堡，亲自向教宗表示悔改并请求赦免。作为教宗，格里高利当然赦免了他。 然而，亨利的忏悔并不真诚。他回到领地后并未遵守承诺，导致教宗再次将他开除教籍。这一次，亨利派遣军队包围罗马，迫使教宗逃离，并设立了一个更加顺从他的“对立教宗”(rival pope)。最终，有志于改革的格里高利教宗不得不逃亡，最后在流放中去世。这是中世纪早期叙任权斗争的一个经典例子，其中可以看出几个固有的步骤： 起因通常是关于谁有权任命主教的争执； 一旦协商失败，皇帝会试图罢黜教宗，而教宗则考虑开除皇帝的教籍； 但皇帝通常拥有军队，可以派兵逮捕教宗。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斗争中皇帝占据优势。 叙任权斗争”的核心在于两个关键因素：财富和权力。皇帝与教宗的对立并非无端产生，而是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与现代教会的牧师不同，中世纪的主教不仅仅是精神领袖，还担任着重要的世俗统治角色。当时的主教拥有土地、财产和军队。不同规模的教区中，主教的权力和影响力可从相当于市长的级别，一直扩展到整个行省的统治者。如果你是皇帝，你肯定不会愿意这些关键地区的统治者由外部权威任命。问题的核心在于教会对财富和权力的处理方式。对世俗统治者而言，这些明显属于世俗领域，应该由皇帝掌控。而教宗认为，教会的财产应该用于服务基督和穷人。然而，很多时候这些财产被用于满足教宗或主教的私人野心，或被挥霍。我们从亨利四世和格里高利七世在十一世纪的冲突中看到了“叙任权斗争”的一个经典例子。 1122年，《沃尔姆斯宗教协定》(Concordat of Worms)标志着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教宗达成了初步和解。该协定规定，皇帝拥有授予主教世俗职权的权力，而主教的属灵权力则由教宗授予。尽管达成了和解，但如果没有解决根本性的财富和权力问题，这种潜在的张力仍将持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