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dev.gcdfl.org/tags/%E6%95%99%E4%BC%9A%E5%A0%95%E8%90%BD/Recent content in 教会堕落 on 光从东方来Hugo -- gohugo.ioen-us, zh-CNFri, 07 Jan 2022 13:38:18 +0000https://dev.gcdfl.org/2022/01/07/%E5%90%9B%E5%A3%AB%E5%9D%A6%E4%B8%81%E4%B9%8B%E5%90%8E%EF%BC%8C%E6%95%99%E4%BC%9A%E5%B0%B1%E5%A0%95%E8%90%BD%E4%BA%86%E5%90%97%EF%BC%9F/Fri, 07 Jan 2022 13:38:18 +0000https://dev.gcdfl.org/2022/01/07/%E5%90%9B%E5%A3%AB%E5%9D%A6%E4%B8%81%E4%B9%8B%E5%90%8E%EF%BC%8C%E6%95%99%E4%BC%9A%E5%B0%B1%E5%A0%95%E8%90%BD%E4%BA%86%E5%90%97%EF%BC%9F/版权声明：若您想转载此文，请按版权申明格式转载；若有杂志想出版此文，请通过电子邮件（areopagusworkshop@gmail.com）联系。 自从笔者信主以来不时听到这样的观点，他们宣称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就彻底堕落了。因此中国教会要回也是回到使徒教父时代，而不是回到君士坦丁之后的时代。 笔者自2015年来美学习以来，先后了解了希腊教会、叙利亚教会（包括景教），也算是阅读了些许的希腊和叙利亚教父文献，教会决议和教规，礼仪文书等，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君士坦丁之后的文献。越来越觉得以上观点，缺少足够的论据，过于偏激，值得摒弃。因此，本文主旨就是驳斥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堕落说。 君士坦丁之后，教会腐化了，却没有堕落 笔者的第一个论点是：君士坦丁之后，教会腐化了，却没有堕落。 在我看来，腐化不等同于堕落。堕落是指教会出现了异端的教导，教会全体公然抛弃了主耶稣基督通过使徒留下的礼仪和教训；腐化是指教会出现了腐败的现象，例如买卖神职，贿赂，犯奸淫，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教会世俗化。 因为我们仍承认君士坦丁主持的尼西亚会议，尤其是尼西亚信经。当初的改教先锋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也频繁地引用君士坦丁之后的教父著作，尤其是奥古斯丁。如果说教会堕落了，那我们应该拒绝，并且大声唾骂君士坦丁之后，到约翰加尔文和马丁路德之间的一切教会文献，将之视为粪土，至少我们可以完全无视之，并且宣称我们要回到使徒教会时代，而不是君士坦丁之后的教会。然而，这种观点非常不公允，据笔者涉猎的文献来看，教会，甚至是以君士坦丁所代表的皇权都在竭力做一件事：延续使徒所传下的教导和礼仪，并且竭力使之完善。他们并没有唾骂使徒，抛弃使徒的教导和礼仪，而是竭力遵从保守，并完善之。 君士坦丁主持的尼西亚会议及信经 因此，笔者要问：如果君士坦丁之后的教会是竭力持守使徒留下的一切，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而不去学习君士坦丁之后的一切教会文献和传统呢？难道我们了解的使徒文献和教训比他们还多，以至于我们敢这样断言说，我们要回到使徒时代的教会，因为君士坦丁之后的教父和信徒全体抛弃了使徒的教导？显然，这种观点非常极端，并且毫无根据。 君士坦丁带来的教会腐化 因此，笔者拒绝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堕落说。但接受君士坦丁之后教会腐化说 那么问题来了，对于君士坦丁之后，教会腐化了，难道教会没有给出相应的举措来“反腐”吗？当然有的。 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出现了不少腐败的状况，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当然，也回响了着马丁路德对当时罗马帝国腐化的批评），但说它彻底堕落却非常极端，因为教会也相应的采取了不少反腐促使，如修道主义的兴起，礼仪祈祷文本的建议，教规的形成，大公和地方会议的召开等。 313年，君士坦丁与东罗马帝王李锡尼共同颁布了米兰赦令不但容许“基督徒自由与无限制地践行他们自己的崇拜形式”1，而且督促政府官员或个人即刻无偿归还基督徒一切教产，不可拖延。2 随后，教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教会收到了来自皇帝，官员和贵族的海量奉献；教会领袖如同当今的马云，高官，受人尊敬；教会神职人员的地位迅速成为帝国内一种可以与政权相当的存在。3 简言之，教会神职就像现今大家考公务员去做官，下海经商赚大钱一样，大受欢迎。 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出现角逐主教、买卖神职，神职人员懒惰挥霍，生活腐化等问题。例如，397年，金口约翰当选君士坦丁主教后，就开始了一系列反腐行动。他罢免了六位被发现买卖神职的主教，谴责神职人员懒惰，不坚持晚祷，辞退单身神职人员家中照顾家务的女仆。他检查教会财政，要求立刻停止一切不必要的、对教会无益的开支，将教会日常开支多余的部分作为基金给医院，并建立更多的医院，派虔诚的神父和医生、厨师以及来自教会的单身义工参与到医院的服侍中。如此，当地的穷苦人和因远途有疾病的旅客能得到照顾。他劝告教会中的寡妇，不要在意服饰的华美，并建议其中一些人再嫁。4 当然，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教会（无论是哪个派别的教会）也无法彻底避免腐败的情形。但教会是否已经准备好了相应的教会反腐举措，就是另一码事了。以下，我举出君士坦丁之后，面对教会腐败，教会给出了三个反腐举措：修道主义，教规和礼仪的形成。这三类措施并不能完全根除教会的腐败，却能在很大程度上起到抑制的作用。对于现今中国教会面临的世俗化问题，亦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教会反腐三举措：修道主义，教规和礼仪的形成 修道主义的兴起为教会反腐提供了灵性基础 修道主义兴起于四世纪——尤其是在君士坦丁之后绝非偶然。 教会自诞生就埋下了修道主义的种子：在精神上，是出于主耶稣和使徒保罗的话，在形态上，是教会出现了一批为主守独身的人。主耶稣在谈论休妻的时候，曾说：“还有些独身者（εὐνοῦχοι）5是为了天国的缘故自己成为独身的。谁能接受，就接受吧。（太19：12）”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亦鼓励人为主守独身，并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各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 (林前7:7 )” 这话与主耶稣的话如出一撤，就是说，教会一定会出现一批为主守独身的人。 所以，教会有独身的人是教会健康的标志，不可因着儒家无后为大或因新教有反修道传统的倾向就轻视他们，恰恰相反，我们应该敬重为主守独身的人，因为他们就是修道主义的前身，具体请看我为修道主义辩护的文章：巴西尔灵修精神之三。 简单来说，修道主义的兴起是教会早期殉道精神与为主守独身传统的结合，亦是抵抗君士坦丁之后教会腐化的一种运动。修士们出来修道，是拒绝将天国与人国，神权与政权混而为一，是对主耶稣的话“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18：36）”的正确回应。 在君士坦丁之后，我们看到当时大部分主教都是来自修道群体或者是为主守独身的人，例如大圣巴西尔，神学家格列高利，金口约翰等。至于叙利亚传统，那更不用说了，从使徒多马开始，就能见到后来教会的影子，即教会神职人员群体（尤其是主教，神父还可结婚）和平信徒群体基本上是按照修士群体和结婚群体划分的，这当然也基本成了东方教会默认的惯例，即主教只能是为主守独身的人，并且绝大部分来自修院。 教规的形成给教会（尤其是神职人员）提供了反腐机制 在教规方面，首先是大公会议留下的教规，其次是地方会议留下的教规，再次是教父牧养教会时留下的文献。其中以大公会议留下的教规最具权威。 很多人听说过，尼西亚信经和尼西亚会议，却不知道，这个会议针对当时的教会情况留下了20条教规。6此后的大公会议都留下不少处理教会事物的教规。 这些教规一半以上的内容是限制主教职权，提高神职人员选拔要求，防止神职人员腐败的。其他的内容包括教会会议的召开，对异端的处理，处理平信徒重婚，犯罪等事宜，平衡修院与教会的关系等。 对这些教规的内容，中国教会整体而言知之甚少，倘若深入学习研究，必对中国教会的未来大有裨益。 礼仪和祈祷文本的形成为信徒灵性生活提供了指南 礼仪最初是以洗礼和圣餐礼7展开的，并以此为中心延伸至信徒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到一年365天8。礼仪和祈祷文本中圣经的话（尤其是诗篇）以及教义信条占据着百分之七八十的内容。 礼仪中除了教会神职人员用的圣餐礼仪，主要指金口约翰礼仪和大圣巴西尔礼仪，还包括洗礼，神父主教按立礼，傅油礼，教堂早晚祷，圣徒纪念日，为信徒举办丧礼，婚礼，妇女生孩子前后的祝福，孩子出生后的奉献礼，信徒新建或新买房子的祝福礼等，涵盖信徒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9 针对信徒的礼仪文本，也有每日的早晚祷告，餐前祈祷，睡前祈祷等。 总之，自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得以开始整理自使徒时期传下来的礼仪文献，以洗礼和圣餐礼为核心，向外拓展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祈祷文书，建立纪念主耶稣的节日等，为教会信徒灵性生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指南。 中国教会应该学习早期的礼仪文献，不可视之为教会腐化后的糟粕，而是要看成是教会反腐的举措之一，对于信徒灵性生活的培养是功不可没的。 以上，笔者反对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堕落说，并鼓励读者积极研究早期修道、教规和礼仪文献，以期为中国教会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 优西比乌，《教会史》瞿旭彤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458页 ↩︎ 同上，459页。 ↩︎ 同上，435-475. ↩︎ 具体请参见，我在世代发表的文章：流放金口约翰：一位帝国首都主教的遭遇，《世代》第4期，2018年春季号。网址请见：流放金口约翰：一位帝国首都主教的遭遇 ／袁永甲 ↩︎ 希腊词εὐνοῦχοι 直译为阉人，但从上下文看，我觉得中文标准译本和圣经新译本翻译更合适，即译为独身者，或没有结婚的人，因为使徒的话，不如不娶就是这个词的真实意思。这词的希腊文最初是指为了照顾妇女内室，因为将人阉割的人（该希腊词由：ευνη 床 + εχω 有 组成)。 ↩︎ 具体内容，请参见：Tanner, Norman P. Decrees of the Ecumenical Councils (London : Washington, DC: Sheed & Ward ;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