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dev.gcdfl.org/tags/%E4%B8%AD%E5%9B%BD%E6%95%99%E4%BC%9A/Recent content in 中国教会 on 光从东方来Hugo -- gohugo.ioen-us, zh-CNWed, 26 Jan 2022 00:41:39 +0000https://dev.gcdfl.org/2022/01/26/%E4%B8%AD%E5%9B%BD%E6%95%99%E4%BC%9A%E8%BF%88%E5%90%91%E5%A4%A7%E5%85%AC%E4%BC%A0%E7%BB%9F%E7%9A%84%E7%AC%AC%E4%B8%80%E6%AD%A5/Wed, 26 Jan 2022 00:41:39 +0000https://dev.gcdfl.org/2022/01/26/%E4%B8%AD%E5%9B%BD%E6%95%99%E4%BC%9A%E8%BF%88%E5%90%91%E5%A4%A7%E5%85%AC%E4%BC%A0%E7%BB%9F%E7%9A%84%E7%AC%AC%E4%B8%80%E6%AD%A5/封面图：拆的可不只是十字架 本文是《为何中国教会要回到大公传统》的续篇，本文要回答的就是中国教会迈向大公传统的第一步是什么？答案就是：在学术上，从原文阅读，翻译和研究早期文献。 为何是在学术研究上，而不是直接走静观之路呢？（请读笔者专文《学术的有限性，兼论静观之路的必要性》） 这个不难回答，因为学术翻译研究是给静观之路打材料基础的。以我们现在谈的灵修，操练敬虔为例，简直可以用一团乱象来形容，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各个教会有各个教会的理解，有些教会把灵修看成是说方言，医治赶鬼，有些教会将灵修单纯地等同于读经祷告。 因此，除非借着翻译研究早期教会文献给静观之路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否则我们所说的“静观之路”只是各说各话了。若有教派站出来说，它就是大公教会，并持有大公传统，那么至少也要拿点东西出来证明，不然怎能服众呢？所以，那些声称自己教派是大公教会的人更该殷勤从事翻译研究早期教会文献的任务。 笔者对早期教父的爱是从读橡树出版的一系列书开始的，尤其是圣巴西尔《论创世六日》，神学家格列高利《神学讲演录》，阿塔纳修《论道成肉身》。感动我的不仅是他们的思想，更是文字下面清晰可见的灵性，虽然相隔上千年，我却觉得他们无形地牧养了我。是他们的灵性埋下了我打算从原文翻译希腊教父著作的种子。如果教父们的灵性是海，那我只想借着翻译取一小杯水，以解我心之饥渴。 这种从原文阅读并翻译教父著作的渴望带领我到圣十字架神学院学习，进而从希腊教父拓展到叙利亚教父，甚至景教研究；也正是这种渴望告诉了我中国教会迈向大公传统的第一步的答案：从原文阅读、翻译并研究早期教会文献。1 笔者列举三条理由来论证此点。 首先、大公传统不等同于圣经研究，更见于早期教会文献，尤其是早期东方教会文献 何为大公传统？我已发文《再论圣经与大公传统》、《论对唯独圣经的误解和误用》和《教会、圣经与大公传统》中做了一些反思和谈论。现笔者总结如下： 如果把大公传统比喻为一个人的话，那么那不可见的圣父、圣子、圣灵（尤其是圣灵，因为五旬节降临了，我们应许受圣灵）三位一体在教会内的工作就是它的灵魂，而其心脏的两个心房就是圣礼（主要指洗礼、圣餐礼，包括傅油礼）和圣经，然后由此延伸出躯干、头脑、四肢等。具体而言，就是大公会议信经，决议和教规；地方会议（后来教会都认同的）决议和教规；教父众口一词的教导；灵修传统及文献、教规和礼仪文本（甚至包括圣徒传记，纪念日等）。 在这些大公传统的文献中，东方教会在会议决议、礼仪、灵修和教父文献中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多是从东方教会开始的（这也是笔者取网站名为“光从东方来”的原因之一）。 然而与之相对比的学术状况而言。基督徒学者中（似乎是因着唯独圣经中正确解经的顾虑）出现了一大批研究圣经、改教时期的学者（亦包括一些研究中国教会的学者），但研究早期教会历史的比例偏少。在非基督徒学者中，多是从哲学宗教的角度来研究教会历史，他们的研究偏重于西方教会，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教父，比如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对于笔者所涉猎的早期东方教会历史和景教研究，却不多见。 其次，不从翻译和研究早期教会文献开始，我们对大公传统的追寻将毫无根据 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对一手材料的翻译和研究，谈回到大公传统是没有根据的。虽然对前沿学术的研究和翻译也很有必要，但从学术追根溯源的精神看，我们必须达到从原文阅读、翻译、研究的地步，才能为大公传统的追寻找到切实的材料基础。 最后，环境的艰难恰恰表明中国教会必须迈出这第一步，才能看到未来 现今中国教会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面临着在学术、出版、教育、社会公共领域等的全面萎缩和不友好状态，可以说中国教会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在笔者看来，这个考验正是中国教会能否回到大公传统，从其中汲取力量得以站立得稳。如果中国教会是浪子，那么，现在是回家的时候了。 比如说使徒时期的殉道精神和之后延续的修道主义精神恰恰是中国教会所缺，用以对抗世俗化的灵性资源；大公会议的决议，教父们众口一词的教导也能给中国教会力量去对抗各类异端和“个人化”解经的倾向；教会留下的礼仪文献能为教会平信徒提供灵性生活的指南，帮助他们养成虔诚生活的习惯；教会留下的教规抑制教会分裂的趋势。所有这些资源都能在灵性上，教义上，礼仪上和外在面貌上给中国教会力量，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真正形成一个整体的见证和风貌。 为何是早期教会文献？早期教会文献包括哪些？ 早期教会文献是离根源更近，也是最少受争议的文献，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宗派之分。并且对大公传统的追求，也应该是从耶稣基督开始，从地区上向外延伸，从时间上往后走，不拘他们操什么语言，是否在罗马境内，都一视同仁地学习他们的语言，阅读翻译他们的文献，了解他们的思想。 按笔者理解，我们应该从使徒时期开始（圣经的学者已有不少研究），然后按语言分为三大传统： 希腊传统走到8-9世纪，约到认信者马克西姆，大马士革的约翰时期。 拉丁传统走到9-10世纪，甚至追溯到经院哲学兴起之前。 叙利亚传统走到7-8世纪，以叙利亚的圣以撒为代表。 至于其他传统，如科普特传统，亚美尼亚传统，埃塞俄比亚，保加利亚传统，以及后来的俄罗斯圣统可以放到第二步去研究和翻译。当然，目前就俄罗斯圣统而言，国内已有学者涉猎，笔者不再详述。 关于中国教会为何要回到大公传统，以及阻碍中国教会回到大公传统的两大障碍：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堕落说和教派的门户之见，请参见笔者专文《为何中国教会要回到大公传统？》 ↩︎https://dev.gcdfl.org/2022/01/14/%E4%B8%BA%E4%BD%95%E4%B8%AD%E5%9B%BD%E6%95%99%E4%BC%9A%E8%A6%81%E5%9B%9E%E5%88%B0%E5%A4%A7%E5%85%AC%E4%BC%A0%E7%BB%9F%EF%BC%9F/Fri, 14 Jan 2022 21:00:46 +0000https://dev.gcdfl.org/2022/01/14/%E4%B8%BA%E4%BD%95%E4%B8%AD%E5%9B%BD%E6%95%99%E4%BC%9A%E8%A6%81%E5%9B%9E%E5%88%B0%E5%A4%A7%E5%85%AC%E4%BC%A0%E7%BB%9F%EF%BC%9F/十几年前，我所在国内教会迫于政府压力发生了一次大的震荡，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也引发我对大公传统的沉思。 我所在的教会拒绝因着政府强力而被迫分散聚会，却因着”山上之城“的异象，选择一起聚会，哪怕被迫户外敬拜。回想当时的情形，表面上坚守的是教会异象，但其实底却是一种教会论在公共领域的沉思，再深一点，就是一股深沉的对大公传统的身份追寻。 中国教会渴望大公传统，因为那才是它最真实的身份，因为它就是从那里来的。在某种层面，我毅然选择去圣十字架神学院读书也算是回应了这种对大公传统的乡愁与渴望。 中国教会要回到大公传统，这是毋庸置疑的。就像孩子要回到母亲的怀抱，浪子要回家一样，它的身份认同始终在那里，不在别处。就像摩西在埃及，摩西没有因身在埃及皇宫而忘了自己以色列人的身份，甘心选择做一个埃及人；照样，中国教会在中国，不能因为在中国而忘了自己基督徒的身份，沦为政权或某种爱国情绪的附属品。中国教会应该在大公传统里找到它的身份，找到了就如同大树立好了那不可动摇的根基，站得住。 中国教会有一种乡愁，这种乡愁是要飘到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还是要继续往前飘，飘到哪里才算，飘多广才算。这个问题还未定论。 阻碍中国教会找寻大公传统的两块绊脚石：“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堕落论”和宗派门户之见 如果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所建立起来的教会能真正代表教会大公传统，那么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他们之前的教会在某个时刻全然堕落了。“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堕落说”正是为此而生的，它一方面鼓吹回到使徒教父时代 1，另一方面可以理直气壮地漠视君士坦丁之后到宗教改革之前的一切教会文献（当然改教者推崇的教父除外）。 按笔者专文《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堕落了吗？》的观点。君士坦丁之后的教会并没有堕落，只是腐化了；马丁路德时期的教会也没有堕落，只是腐化了，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由人组成的教会也不例外，日光之下无新事，人心没有变化，人那点荷尔蒙和欲望也没有变化。并且早期教会还开出了三剂猛药来抑制教会腐化：灵修传统，教规和礼仪的形成。 如果君士坦丁之后，教会没有堕落，那么，我们对大公传统的追寻就不能只停留在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时代，或者跨越上千年的教会历史，直接从改教时代跳跃到使徒教父时代（虽然笔者还是觉得我们对使徒教父时期的研究仍有限）。 我们应该把君士坦丁之后到改教时代的这段历史给找回来，然而从什么角度找？找多广？大公传统到底是指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个一个解决，否则，面对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如此广的区域，如此海量的教会文献，我们将不知所措，无从下手。 找寻大公传统的另一个障碍是门户之见，宗派之别，较为极端是信徒称彼此的宗派为异端（我亦写文《新教是异端吗？》驳斥这种轻易定人或宗派为异端的观点，这里不再详述）。这种门户之见导致有人以为我研究的文献要么是东正教的私有物，或是景教的私有物，跟大公传统没什么关系。这种门户之见下产生的教会历史观往往是非黑即白，极度简单化的，但真实的历史往往要比这复杂不少。 比如，叙利亚教会与希腊教会真正彼此不相往来的时间是七世纪阿拉伯入侵之后，此前虽然有迦克墩会议，但希腊教会仍承认不少叙利亚的圣人，尤其是尼尼微的圣以撒，而叙利亚教会亦翻译了不少希腊的哲学、神学和灵修文献。 一次跟一位波士顿学院的耶稣会会士，我的导师之一交谈，他说拉丁传统和希腊传统是密不可分的，跟叙利亚的可能更远一点。我心里为之一震，知道他不会轻易这么说的。可见，即使在君士坦丁之后的教会，无论他们操什么语言，他们之间在政治、经济和地理都允许的情况下，都是彼此有密切往来的，并且他们认可教父们做的贡献，无论他来自哪里，操什么语言。这当然表明大公传统不受限于一个特定的语言和地区。 在摈弃了”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堕落说“和宗派门户之见之后，我们对大公传统的思路才见开朗。目前对中国教会而言，由于其源于西方，对西方传统的研究和翻译已经开始，并有不少学者研究（也免不了我们看待问题的角度都是西方的）；但对于笔者所研究的东方教会而言，都谈不上开始，在学术上研究的人屈指可数，并且多是从哲学，非信徒的角度去看，景教也是敦煌和吐鲁番学的附属品。所以，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重要性上，东方教会传统都未受到中国教会的足够重视。这也正是笔者开此网站，建立这些事工的原因。 那么问题来了，何为大公传统？中国教会又如何回到大公传统呢？至少第一步是什么呢？笔者将写专文论述此问题，敬请期待。 其实君士坦丁之前的教会文献是很有限的，一方面是因与犹太教混同，未获太多识别度；另一方面是未得政权支持，出版和流传极其有限。看看现今中国教会的出版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如此，我们对使徒教父著作的研究仍是有限。 ↩︎